从志士到巨奸，汪兆铭的一生
金雄白著《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对此事的叙述节引可参考——
高朗街二十七号住的人很简单，除了汪氏夫妇、曾仲鸣方君璧夫妇以外，仅有朱执信的女公子，与汪氏的秘书陈国琦等数人（陈为陈璧君之侄）。那里的房屋，是两开间的二层楼，楼上向街一连两间，较小的一间，是汪氏夫妇的卧室，较大的一间，是曾仲鸣夫妇的卧室，白天就作为汪氏会客起居之所。而行刺他们的人，却处心积虑地早已有了周密的布置。在汪氏寓所的对面，于汪氏抵达河内以后，赁定了一所房屋，朝夕有人隔街向汪寓遥窥。他们见到汪氏每天在这较大的一室与周佛海等聚谈，而且里面还有床铺的设备，因此推定这必然是汪氏的卧室了。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的午夜，所有汪寓的人，早已熄灯就寝。有人就从花园后面逾垣而入，撬开楼下的门，摄足登楼，直抵曾仲鸣卧室之外，卧室门是玻璃的，至卧榻的位置，行刺者也早已在隔街看得很清楚，所以行刺的人把卧室的玻璃门击破之后，即将手提机关枪伸入门内开火扫射。首当其冲的是曾仲鸣，他在开枪以前，己听到有人登楼的声息，刚好起床察看，而无数的枪弹，就直接命中在他的胸部，尤其腹部给打得弹洞密如蜂房，当场倒地。曾的夫人方君璧（女画家，曾在港日开画展，现侨寓法国。）也身中数枪，幸而躲在床下，虽受伤而所中尚非要害，得免于死。最幸运的是朱执信的女公子，她闻到枪声，急起躲在门后，那里刚好是一个死角，乃得平安无事。刺客听到室内的倒地声、呼号声，以后除了呻吟声以外，一切又归沉寂，以为任务完成，汪氏定已命中，遂携枪下楼准备离去。而睡在楼下的陈国琦，已闻声上楼赴救，刺客在黑暗中看到人影，再度开枪轰击，陈国琦被击中腿部受伤倒地，刺客们乃得以从容逃逸。而汪氏夫妇，因为睡在隔室，虽受虚惊，未损毫发。
虽然这行刺的一幕，结果是误中了副车，但所给予汪氏精神上的影响很大，他认定这是重庆特务人员所为，而绝不是私人的仇杀。汪氏本患有严重的糖尿病，自从中央党部被刺中枪以后，一弹尚留体内，益发容易动肝阳。经此刺激，更引起了他很大的冲动。尤其曾仲鸣是个最亲信的部下，他的姊姊曾三姑──曾醒，是同盟会的老会员，与汪氏夫妇有深厚的感情，而曾夫人方君璧又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方声洞氏的胞妹。基于这两种渊源，汪之对曾，一向视同己子，……仲鸣之终于不起，实给汪以无限的悲伤与刺激，所以行刺案件的发生是民国二十八年的三月二十一日，而汪在同月二十七日就发表了一篇题目叫「举一个例」的文件，（即国防最高会议记录，己见上文。）虽然表面上在证明他的和平主张，曾经最高国防议会的正式通过，而最主要的目的，却是为了曾仲鸣之死，对中央起了绝大的反感，激使他有自组政府之意。汪在河内时就说：“曾先生临死的时候，因为对于国事尚有主张相同的我在，引为放心。我一息尚存，为着安慰我临死的朋友，为着安慰我所念念不忘的他，我应该尽其最大的努力，以期主张的实现。”在这寥寥几句中，已充分表现了汪氏的内心。行刺一幕的祸闯大了！本来已预备赴法的汪氏，因此而打销原意，曾仲鸣代汪而死，竟直接促成了汪政权的出现，这是人谋之不臧呢？还是造化小儿在暗中作弄？
汪精卫受此惊吓，经过一番东躲西藏的巨大周折，方于四月二十八日逸出河内，辗转抵达上海。其间充溢着与政治斗争有关的间谍战、神经战的神秘氛围。后来上海的报纸追述了一个细节，说是汪精卫在河内暗策逸脱的时候，常在郊外河边钓鱼，每天总有一个人经过他的身旁，每次都要揩鼻子，普通人用手帕，这人用纸，太阳西沉时分，有人细心拾起纸团，“汪先生能逃出河内便是这些揩鼻纸的功劳，这些纸便是联络的记录，利用钓鱼的时候，在街边交换情报，这用意是相当周到的。”（上海每日新闻1940年12月4日）
汪精卫从一个奋身谋炸清廷亲贵的激进分子，后在政坛上屡遭暗杀，他是怎样一种心态呢？我们站在历史研究的立场看他一首律诗，不难窥得个中些许隐情（其诗做于军统跨国暗杀之后）。诗写得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