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的最后一个女人：曾与日本间谍同居
当问及李淑贤的经历时，她犹豫了一下，叮嘱我说：“李淑贤还活着呢，现在可不能往外说，省得惹麻烦……”
我点头答应了。
坐在沙发上的王乃文端起水杯，啜了一口茶，对我清楚地回忆着往事：
“过去，大概是60年代吧，载涛有一个‘票友’，时常一起唱戏的，叫李某。李某打解放前就常去舞厅那类地方。有一次李某见到李淑贤跟溥仪和载涛在一起，颇感意外。又听载涛说，李淑贤嫁给了溥仪，李某大大吃了一惊。
“他拽过载涛悄悄地说：‘李淑贤原是舞女，过去还陪我跳过舞呢……’
“载涛乍一听，吓了一跳，嘱咐他不要跟别人乱说。可能事后载涛向全国政协汇报了，也可能政协领导早就知道了……”
在采访中，当我了解了李淑贤当过舞女的经历之后，想起从前有一次问李淑贤舞跳得这么好，是跟谁学的时候，她竟然大发其火——如今我才豁然明白了其隐衷……
努力忘却过去，不惜冷落“娘家人”
在溥仪结婚酒宴上真正充当李淑贤惟一“娘家人”的胡瑞贞女士，曾与她的丈夫前往溥仪、李淑贤家去祝贺。这仅仅是在李淑贤与溥仪新婚数日之后的事，胡瑞贞夫妇却十分意外地受到了李淑贤的冷落。
据说，胡瑞贞夫妇俩连茶也没喝到，就被打发出门。
在我采访时，这对老夫妇回忆：
“我俩一进门，李淑贤就耷拉下脸，勉强让我俩坐下。这一天。溥仪也在家里，见李淑贤对我们不热情，说话虽然挺客气，可也没太张罗招待我们。当时，我们小心翼翼地提出来，因为生活困难想跟溥仪借点儿钱，李淑贤当时就不高兴地沉下了脸，对我们说：‘别看表面，其实我们也没什么钱……’
“说完，李淑贤再也不吭一声了，只是眼睛看着地面，等着我们离开。
“我俩当时觉得挺尴尬。再后来，听李淑贤说了一句：‘没别的事了吧?’这等于下了逐客令，我俩只好起身走了。这等于让李淑贤轰了出来嘛。从此，我俩再也没登过溥仪家的门。”
以我采访者的角度，细想起来，倒是可以理解的。原因不在于他们提出借钱，而是李淑贤再也不想跟他们来往了。她惟恐与他们来往过多，说不定胡瑞贞这个“娘家人”哪天将她以前当过舞女的旧事漏了风，岂不惹出麻烦来。
在沙曾熙的回忆中，也提到：“溥仪和李淑贤结婚后，曾专门在政协礼堂请我和妻子吃过一顿饭，说是‘谢媒人’。溥仪亲自给我们夫妻倒酒，连声感谢地说:‘感谢二位媒人……’这次答谢酒，李淑贤没有叫上那位湖北的‘三姐’。显而易见，是想与旧人旧事一刀两断，重新过一种有滋有味的新生活。这何尝不能得到他人的理解呢?”
或许是痛恨过去的旧生活，李淑贤在自己惟一的一份“自传”中，曾这样不同寻常地慨然写道：
“从我记事到现在，我真正感到精神愉快是参加医院工作以后的生活。过去，大好时光与精力因资产阶级吃喝玩乐的生活而浪费掉，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实在痛恨。只有解放以后女人同男人一样平等……”
关于这一段文中的后两个“生活”，李淑贤没有留下任何具体文字。但不难想见，这绝不是普通妇女的生活，而是一种特殊的经历，字里行间依稀可见的。
浑然不觉，她曾与日本间谍同居
在溥仪的1966年日记中留下了第三次参加选民选举的珍贵记载。由选民这个话题，李淑贤提起过倪大夫。数年间，我千方百计地了解李淑贤与倪某的交往。1985年4月下旬，实地考察过景山诊所的旧址后，几经周折，我终于见到了倪大夫的中国妻子孙金翠。
在朝阳区东大桥马路南的一所旧房里，孙金翠坐在床上，心烦意乱地向我述说了倪大夫与李淑贤的关系及其他一些使我吃惊的内幕：
“我的丈夫倪景山是日本人。他原来在徐州开诊所，解放初期来到北京。李淑贤住在前门时，倪景山就通过别人认识了她。我是山西人，在诊所开业后才认识李淑贤。
“诊所的名称是‘景山儿科诊所’。当时需要一个护士，就让李淑贤来了。她的工作是挂号、消毒、抄抄病历，再就是给病人打针，别的她不太会干;我给病人量体温、配药;倪景山给病人看病——这个诊所就我们仨。李淑贤一个月能挣三四十块钱。最初，她住在前门，后来在诊所住了一段时间。我和倪景山住在后边胡同的住宅里。
